当北伐的太平军攻抵天津时，震恐的咸丰皇帝发现嘉信资本，他身边的满族亲贵里，已几乎无人可用。
从1851至1853年，太平军仅仅花了两年多时间，就从广西金田一路打到了逼近北京的天津静海。从东北南下增援的满族黑龙江骑兵马队，竟被北伐的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有的甚至在被打败后沿路要饭回到了北京，以致1853年的北京城内，到处都是沿街乞讨的所谓八旗精锐。
北京全城震恐，短短几天内全城就有十几万人逃命出城，以致当时北京最为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度荒凉无人，而从1644年入关仅仅不到200年时间的满族八旗兵，此时更是锐气全消。
但追究起来，在1644年满清入关不到三十年后的“三藩事变”时，八旗兵其实就早已“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只是靠着汉军八旗才勉强平定叛乱。
就在太平军起义前36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嘉庆皇帝在阅兵中就惊恐地发现，在一次200人的射箭比赛中，当时御林军里竟然只有5人能全部射中箭靶，满族八旗不堪重用，而太平军，则彻底掀开了这个帝国的虚弱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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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大清帝国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站了出来。
作为与满族世代联姻的蒙古科尔沁部落子弟，出身蒙古名门博尔济吉特氏的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布图哈萨尔的二十六世孙，由于家道中落、出身贫寒，僧格林沁甚至一度沦落到要给富人放牧。
然而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825年，这一年，僧格林沁的远房族叔、蒙古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逝，在因缘际会下，15岁的僧格林沁被选为札萨克郡王的嗣子，随后继承郡王爵，被送到京城与道光皇帝的皇子们一起读书。
由于僧格林沁的嗣母、第九代札萨克郡王妃是道光皇帝的亲姐姐，因此，僧格林沁就意外成了道光皇帝的外甥，以及后来的咸丰皇帝的表兄弟，他一下子从一位帮人放牧的穷小子跃升成为皇亲国戚，深得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信任，“出入禁闱，最被恩眷”，甚至成为咸丰皇帝时期统领禁军的侍卫内大臣。
眼看满族八旗几乎全数溃败，就在这危急时刻，僧格林沁随后率领蒙古骑兵先是在天津击退太平军，并趁机追击俘获北伐太平军主将林凤祥，此后两年间，僧格林沁与一北一南抗击太平军，并于1855年彻底击败北伐太平军的残余部队、俘获太平军将领李开芳，全数歼灭了北伐太平军。
对于已经腐烂透顶、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来说，僧格林沁无疑是帝国在汉人之外、满蒙贵族中最后的帝国武士，为此，咸丰皇帝先是特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满语意为“急流一样不可阻挡的英雄”，随后，咸丰皇帝又敕封僧格林沁为“世袭罔替”的“博多勒噶台亲王”。
此后，僧格林沁又被称为“博王”或“僧王”，在大清帝国内部又与曾国藩一起并称为“南曾北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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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0年代的咸丰皇帝看来，已经腐烂透顶的满族八旗早已不堪重用，而汉人又不可靠，所以，与满族世代联姻的蒙古贵族和蒙古骑兵，就成了晚清时期维系帝国统治的最后倚靠。
早在明朝灭亡以前，为了联合蒙古部落对抗明朝，努尔哈赤就开始促进满族与蒙古族的联姻联合，据统计，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迎娶蒙古科尔沁部落贵族女子开始，到1912年清朝灭亡共300年间，满蒙联姻共达586次，其中入关前联姻84次，入关后联姻502次。以皇太极为例，皇太极9位后妃中，有6位是蒙古后妃，而且所立五宫皇后全是蒙古女子。而皇太极先后又将10名亲生女儿和2名养女嫁给了蒙古贵族。
通过联合蒙古部落对抗明朝，满族最终得以进入关内夺得汉人江山；而满人更是通过与漠南蒙古的联姻结合，最终击败了蒙古准噶尔部，从而将国土推进到中亚，扩张成为18、19世纪时震动世界的大清帝国。
对于僧格林沁所属的蒙古部落，满清统治者始终坚持恩威并施，“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叛则讨之，遁则宥之，降则舍之”；“开诚布信”，“以求服其心”，在这种长达三个世纪的联姻中，满蒙两个民族也密切地结为一体，而蒙古也成为了满人巩固北部边防和南下征讨汉人的急先锋。
而作为道光皇帝的外甥和临终托孤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僧格林沁作为继位的咸丰皇帝的表兄弟和禁军统兵大臣，更是位极人臣，在满蒙时代联姻的亲属关系中，再加上自己从没落少年突然被提拔成为皇亲国戚重用，僧格林沁也对满人感激涕零，始终率领蒙古骑兵为大清帝国南征北战。
与僧格林沁作为蒙古人，从一位草原的穷小子突然跃升为皇亲国戚，并统领清朝禁军拜王封爵相比，在南方为大清帝国力挽狂澜的曾国藩，因为自己的汉人身份，则始终受尽猜忌。
1853年，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随后就在1854年攻克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当捷报传到京城时，咸丰皇帝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们说：
“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但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马上提醒咸丰皇帝说：
“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回乡在籍的侍郎，只是个住在农村的匹夫而已，但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
听到这句话后，再考虑到曾国藩的汉人身份，咸丰皇帝当时立马为之色变：
“黯然变色久之。”
当时，咸丰皇帝本来已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于是又迅速收回成命，只赏给了曾国藩兵部侍郎的头衔，此后五六年间，曾国藩就一直以兵部侍郎的虚衔领兵打仗、受尽地方官员的刁难。
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嘉信资本，鉴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对抗太平军中的主力作用，咸丰皇帝才在临死前，不得不授予曾国藩以兵部尚书、署理两江总督的实权。因为在咸丰皇帝看来，当时放眼大清帝国，满人八旗早已腐朽不堪，除了作为蒙古人的僧格林沁之外，满人已经不得不依靠汉人来维持统治、进剿太平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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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满人最后的帝国武士，僧格林沁明白，他的终极使命是什么。
在满蒙贵族几乎集体衰落，统治阶层没有“自己人”可用的背景下，作为硕果仅存的曾经驰骋欧亚大陆的蒙古黄金家族后裔，如今又为满人征伐天下的僧格林沁，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
就在太平军叛乱期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八年（1858年），清军在天津大沽海口战败，随后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作为态度鲜明的主战派，僧格林沁也显示出了英雄决绝，为此他特地向咸丰皇帝奏请说，必须坚决撤回谈判代表，并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与西方侵略者决一死战。
1859年，咸丰皇帝任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随后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败的教训，积极筹建防御工事，1859年6月，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再次北上天津大沽口。
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清军对英法舰队发起攻击，并击毁5艘英军战舰，打死打伤英军460多人，重伤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取得了自1840年西方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面对清军的英勇还击，英法联军很快发起报复，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共25000人分别占领山东烟台、辽宁大连，封锁了渤海湾，随后又进占天津大沽口，当年9月，在与清廷谈判破裂后，英法联军迅速侵进北京，随后3万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与英法联军在北京的通州、八里桥一带展开决战。
对于当时仍然以冷兵器为主的清军来说，这注定是一场悲壮式的抗击战争，而曾经驰骋世界700多年的蒙古骑兵，则将在此战后，彻底走向衰落。
1860年9月21日，面对7000多先行进抵北京八里桥的英法联军，大清帝国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亲自率领7000多蒙古骑兵和1万名步兵，在北京八里桥一带与英法联军展开了激战。
这是一场以冷兵器为主的封建军队，与以热兵器为主的近代军队的一次经典对决，而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蒙古骑兵，则几乎全军覆没。
当时，英法联军装备的是配备刺刀的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联军中甚至装备有最新的线膛火炮和线膛步枪，在战阵方面，英法联军则采用空心方阵和三排阵列的战列步兵线等最新战术。
与之相比，以蒙古骑兵为冲锋主力的清军，采用的则是冷热兵器混用的步骑混合军队，绿营军装备的是少数进口和仿制的旧式滑膛枪、自制的本国鸟枪，抬枪，抬炮、劈山炮、和大刀、长矛等冷兵器。
战斗打响后，僧格林沁指挥蒙古骑兵不停地向英法联军发起冲锋，一部分骑兵甚至冲锋到距离敌人仅有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指挥部附近，但在英法联军现代化武器和战术的攻击下，僧格林沁的7000多蒙古骑兵几乎全军覆没，而英法联军却仅仅只有12人阵亡。
对于僧格林沁指挥的这支蒙古骑兵部队，参与了八里桥之战的法国远征军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回忆说：
“炮弹和子弹无法彻底消灭他们，骑兵们似乎是从灰烬中重生。他们如此顽强，以至于一时间会拼命地冲到距大炮只有30米远的地方。我们大炮持续和反复地排射，炮弹于他们的左右飞驰，他们在炮火中倒下了。”
法军军官吉拉尔则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印象深刻：
“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
吉拉尔回忆说：
“在整整一个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当时，僧格林沁的旗手也给英法联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于这位最后的帝国骑兵，英法联军回忆说：
“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蒙古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
八里桥战败后次日，咸丰皇帝在仓惶中逃亡承德，半个月后，英法联军进占圆明园，随后纵火焚烧了这座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而在火烧圆明园的烈火中，英勇战败、几乎全军覆没的僧格林沁，则被罢官夺爵，仅仅保留钦差大臣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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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大清王朝来说，满蒙贵族早已无人可用。
在这种尴尬中，就在八里桥之战后不到两个月，随着捻军在北方的兴起，清廷再次起用僧格林沁，并恢复其“世袭罔替”的亲王官爵，命其率领清军赶赴山东与捻军作战。
就在经历北京八里桥之战、被罢免官爵又被再次起用的这一年（1860年），僧格林沁刚好来到“知天命”的50岁（虚岁）。
对于僧格林沁来说，作为帝国最后的武士，他的宿命已定，既然他没有死在八里桥的战场上，那么作为战士，他注定终将死于下一个战场。
此后五年间，僧格林沁不断追剿捻军，并捕杀捻军著名领袖张乐行，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又在山东鲁山大败太平军的余部赖文光部与捻军张宗禹部，或许是贪功心切，或许是明白自己终将走向死亡，僧格林沁又不顾一切地继续追击太平军残部与捻军，由于连续行军数十天，僧格林沁当时甚至累得连马缰绳都拿不住，只能用布带栓在肩膀上驾驭军马。
当时，出身贫寒、为人质朴的僧格林沁，不仅亲自率兵冲锋在前，而且与士兵同甘苦，士兵不吃饭他就坚持不吃饭，士兵们吃什么他就一样吃什么，作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和禁军统兵大臣，他甚至不顾身份，经常步行巡视整个大营，与士兵拉家常勘察疾苦，由此深得军心。
但另一方面，作为满蒙贵族，僧格林沁又深深鄙视从地方团练起家的隶属汉人的湘军和淮军，而作为湘军和淮军的统领，曾国藩和李鸿章则深刻明白，清廷始终对汉人处处提防，一方面“喜其剿贼有功”，一方面又“忧其居功不驯”，所以清廷才刻意扶持作为满蒙贵族系统的僧格林沁出面抗衡汉人势力。
1864年太平军平定后，湘军和淮军开始被迫裁军，与此同时，清廷又下令湘军北上支援僧格林沁继续围剿捻军，但曾国藩明白，清廷的目的是要“以湘军打先锋，以蒙古骑兵收功”，所以曾国藩对此一直阳奉阴违、抗命不前，继续任由僧格林沁孤军前进，意在消耗清廷和满蒙贵族中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从而奠定隶属汉人的湘军之势。
就在这种满汉的矛盾争执中，加上八里桥之战后急于雪耻，僧格林沁最终一步步走向了死亡。
就在奉命围剿捻军的第五年，1865年5月，急于追击捻军的僧格林沁在数十天急行军后，干脆甩掉步兵，亲自率领骑兵部队追击捻军，而捻军则步步诱敌深入，最终在山东曹州菏泽县的高楼寨将僧格林沁的部队重重包围，尽管奋力突围，但僧格林沁最终被捻军追杀于山东菏泽当地的一处麦田，而杀死他的，是一位当时年仅16岁的捻军小兵张皮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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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清帝国赖以为支柱的最后一位满蒙武士，僧格林沁，最终还是死了。
对于这个晴天霹雳，清廷极度震惊，僧格林沁遗体运抵北京后，同治皇帝与慈禧、慈安两位太后亲临祭奠，并赐予僧格林沁谥号曰“忠”，并将其配飨太庙，绘像紫光阁，其子伯彦讷谟祜则袭封亲王爵，随后，僧格林沁的灵柩被送回其故乡，安葬在科左后旗公主陵一带（今属辽宁法库县）。
作为大清帝国最后的武士和名将，僧格林沁的死，也使得清廷赖以为国家柱石的满蒙八旗彻底坍塌，此后，清朝的国家主力军队，不可避免地由汉人管制的湘军和淮军实现了接班，而湘军和淮军则协助清廷先后平定了太平军和捻军，以及平定陕甘回乱和收复新疆，而李鸿章的淮军更是一跃成为清朝的国防军，在淮军逐渐消亡之后，出自淮军系统、由袁世凯训练的新军逐渐崛起，最终演变成为影响了晚清和民国数十年的北洋军。
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当时清廷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派满清贵族、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去湖北剿灭叛军，对此，指挥不动北洋军、又怕得要死的荫昌当场抗议说：
“我一个人马都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用拳头去打呀，还是用脚去踢啊？”
在袁世凯复出并向清廷逼宫后，隆裕太后则被吓得流了眼泪，她哭着对袁世凯的马仔，内阁大臣梁士诒、赵秉钧、胡惟德说：
“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啦，你们回去好好跟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性命啊！”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最终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正式宣布退位。至此，268年历史的大清帝国宣告灭亡。而这场灭亡，从1865年清廷失去最后一位帝国武士僧格林沁算起，不过短短47年时间。
到了1948年，僧格林沁的王陵被毁，但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就开始为僧格林沁家族守陵的“木洛混”一家则在改汉名姓白后，世世代代坚持为僧格林沁家族守陵。尽管历经世事沧桑，但对于这位毁誉参半，曾经参与屠杀太平军和捻军，又曾经英勇抗击英法侵略者的人物，白氏后人始终保持着敬意。
到如今，白氏后人每天早起后，总还是会去僧格林沁王陵残留的青龙碑前上一炷香，然后再去吃饭、下地干活，对此，白氏第10代守陵人、白庆荣对记者说：
“王陵虽然毁了，可碑还在，信义还在，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规矩，不能丢。”
帝国毁誉参半的最后武士，他的陵墓，最终归于黄土，沉寂风中。
参考文献：
周双利：《论僧格林沁》
白凤岐：《试论僧格林沁之忠》
卓海波：《僧格林沁若干问题研究》
董佳：《帝国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
夏一卜、李弘毅：《晚清悲哀的缩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僧格林沁》
房德邻：《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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